新特区落子中部 改革版图走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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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天津两个沿海直辖市的“双城记”，到重庆、成都两个西部经济重镇的“双城记”，此次新批准的两个试验区，则是“双城镇群”的试验。至此，中国已形成东西南北中兼顾的改革试点版图。  

    就武汉和长株潭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均衡。  

    同时，武汉和长株潭改革试验区还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探索新的动力模式。  

    2007年12月7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尽管这一消息已经沸扬很久，但是在两个改革试验区同时获批后，还是引起普遍关注。12月16日、17日，湖南、湖北两省省政府分别隆重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这一消息。  

    一时间，社会各界聚焦中部。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称：“经过30年探索，上海浦东(东部)-天津滨海(北部)-成渝(西部)-武汉、长株潭(中部)，再加上被批准进行综改试点的深圳特区(南部)，中国已形成东西南北中兼顾的改革试点版图，改革逐渐从外围走向核心。未来两三年内，国家将不再批准新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中国改革试验落子中部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被称为“新特区”，以区别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诞生和发展的近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初始走向纵深的30年。近30年的中国改革，走了一条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改革到全面改革的改革路径。  

    以深圳为首的经济特区，书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神话”。22年增加了4000多倍，创造了经济增长速度的神话。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务院对其提出三个改革“着力点”，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核心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及如何适应国际通则。  

    2006年6月5日，天津滨海新区试点获批，其改革侧重点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中央部署，天津的重点是金融体制改革，一直在金融界摸爬滚打、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后，极力提升天津的金融中心地位，正在规划建设的天津金融城项目可谓天津金融梦想的最大载体，项目区位于解放北路，由海河、曲阜道、建设路、大沽路围合而成，总占地面积113公顷，规划建筑面积210万平方米，由天津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新成立的天津金融城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一级开发。  

    2007年6月8日，成都和重庆同时被批准为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时间，成渝概念股顿时成为领涨板块，成渝地区也成为新的热点地区。成都与重庆在区域经济的分分合合之中再一次不谋而合，走到了一起。  

    12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分别向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试验方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分量沉重的中国改革发展“棋子”，落于中国行政版图上的中部，所激起的声响清越而厚实。  

    从上海、天津两个沿海直辖市的“双城记”，到重庆、成都两个西部经济重镇的“双城记”，此次新批准的两个试验区，则是“双城镇群”的试验。至此，中国已形成东西南北中兼顾的改革试点版图。

    新特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天津”，是众人熟知的一句话。不提22年增加了4000多倍的深圳神话，自从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相继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获得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则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包括东北的沈阳、湖北的武汉以及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等在内的6个省市都通过各种途径申请成为下一个新特区的候选地。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按照由点及线(带)、由线(带)及面的“点-线(带)-面”的轨迹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90年代的浦东新区都充分发挥了基础“点”、增长“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而在21世纪的今天，天津的滨海新区又将扮演这样的角色。  

    作为我国在探索改革开放路上的里程碑，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发展不仅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在内在机制上也存在着继承性，从自下而上的摸索改革过渡到自上而下的统筹改革，从经济改革深入到制度创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三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其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其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示范效应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它们又和滨海新区一道成为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  

    改革版图从外围到核心  

    专家指出，2007年新批准的四个新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原有的深圳特区，共同形成了在东中西、南北中的改革试验大布局，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重要的战略布局及取得的巨大成就。  

    就武汉和长株潭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均衡。2004年，国务院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如今将武汉和长株潭设立为第四个改革试验区，则有利于湖北和湖南两个中部省份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在“两型社会”上做出积极探索，加快这两块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  

    同时，武汉和长株潭改革试验区还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探索新的动力模式。在过去20多年间，东部地区的政策优惠在先，已形成全面的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想通过以往东部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迎头赶上，不太可能。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基本饱和、一部分产业已需要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又需要总结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尽量避免东部地区在过去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使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模式上有所创新。它的试验成败，因此又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的变革。